焦点评论

唤醒沉睡的创新潜能


整体上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创新活动不断丰富,创新产出不断增加。但也应当看到,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东部创新能力保持最强水平,中西部地区相对偏弱。各地要持续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实现更多的突破性创新,更好地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超算“发威”……创新正成为激荡在神州大地上的时代旋律。纵观全国,区域创新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粤、苏、京何以名列前茅?展望未来,从投资驱动迈向创新驱动,还有哪些短板亟待补齐,如何唤醒“沉睡”的创新潜能?《2017中国区域创新专题分析报告》日前发布,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区域创新模式各具特色
  2017年全国各地区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模式正在形成,广东、江苏、北京位居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三位
  区域创新哪家强?《报告》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介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东部创新能力保持最强水平,中西部地区相对偏弱,但整体上看,2017年全国各地区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模式正在形成,广东、江苏、北京位居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三位。
  诸省市中广东缘何拔得头筹?过去广东承载了大量的产业转型任务,制造业大都是订单生产和来料加工,原有的制造业基础差使其产业转型成本低,外向型经济的模式使其更重视开放创新。现在,致力于打造自主品牌、研发自主核心技术、发展国际化的本土企业,广东出现了如华为、OPPO等众多知名企业。与此同时,由于重视市场导向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注重设计和品牌建设,创业精神和开放文化的价值在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远高于资源禀赋。
  与广东不同,江苏是制造业大省,优势产业如装备制造业、船舶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业等均属于工程技术范畴。在江苏的创新驱动中,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苏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民营经济占到江苏GDP的50%以上。“江苏的优势集中体现在企业创新方面,如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企业研发人员总量、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投入等指标均排名全国第一。”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研究员高太山分析说。
  北京的优势则在于丰富的科技资源与人力资源所带来的强大的知识创造能力,以及以中关村企业为代表的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和良好的创业环境等。
  “不过,北京的创新效率并不高,科学研究的创新有链条长、外溢性强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北京的创新,但北京仍是创新活力极强的地区之一。”柳卸林说。
  企业研发能力有待提升
  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增强,但研究与开发投入普遍较少,大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小企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会受到历史积淀的影响,而当地的企业是否足够重视科技发展和创新,对该地区创新能力建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圳即是一个例证。底子薄、基础弱,但因为拥有一批活跃的创新型企业,昔日的小渔村如今崛起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有些遗憾的是,目前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尚不稳固。”柳卸林说,我国企业的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仍然较低。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统计,截至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一直未超过1%。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领域同样存在。在研究中,柳卸林发现我国机器人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日本主要集中在企业;从我国每年的博士生就业情况看,大量的高端人才聚集在高校、研究所和政府,而不是企业,这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
  “近些年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确实在增强,但研究与开发投入普遍较少,大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小企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还需进一步激发。”柳卸林表示,虽然我国院所的基础研究投入已达到美国水平,大学基础研究投入与美国大学相比在缩小,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与美国的差距却在扩大,基础研究正成为我国企业长远发展的短板。
  基础研究投入需要加大
  各地要继续加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尤其要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保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均衡,从而更好地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唤醒“沉睡”的创新潜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
  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还比较少,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低会对产业技术变革等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各地要继续加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尤其要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提升研发效率的同时,注重保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均衡,从而更好地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各地大企业和中小型科技企业也应当向基础研究要创新力量,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实现更多的突破性创新、破坏性创新,生产出更有创造性的产品,推动企业迈向更高水平。”柳卸林表示。
  “科学技术发展也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存在,盲目引进、消化、再创新这种循环,不容易产生颠覆性创新,也不利于提升产业的持续竞争力。随着与欧美发达国家(地区)技术差距的缩小,我国更需要一套适应产业发展趋势的创新工具。”高太山说。
  在柳卸林看来,我国是世界上发表SCI论文排名第二的国家,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过于强调顶级期刊论文的发表,热衷于参与政府的科研项目且作为科研水平的衡量标准,这有误区。此外,国内一些一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往往忽略与产业进行合作,而国外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都强调与产业的合作,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难以出现占领全球产业制高点的新兴产业。
  如何扭转这一局面?柳卸林认为,现在我国需要建立一批在科学研究与产业需求之间能够搭建起桥梁的机构。同时,未来创新驱动发展需要一些制度变革,比如允许大学的差异化,有些大学专注教书育人,有些大学专注基础研究,有些大学则专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等。
  “未来我们要继续重视创新创业,重视人才激励,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强调公平竞争,制定更多的普适性政策而不是选择性政策,建立允许试错的体制机制。”柳卸林表示。(转自: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