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评论

高校专利“粗放式管理”亟待扭转


上海技术转移学院近日开班,授课老师是中美两国一流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专家,学员来自上海和吉林的高校、科研院所、三甲医院和企业的技术转移从业人员,其中不少学员是高校院所的部门负责人。
  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纵刚在授课时表示,我国大多数高校、科研院所对专利成果采取“粗放式管理”模式,与欧美高校院所的管理水平差距很大。相关政策导向、体制机制亟待改革,专利质量管理和技术转移服务人才急需培养。这些观点,引起了很多学员的共鸣。
  复合型专业人才稀缺
  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宏凯介绍,技术转移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在我国十分稀缺,导致高校、科研院所的大量专利成果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
  纵刚介绍,这类人才在欧美有很多,属于复合型人才——既有理工科专业背景,又掌握专利、商务、法律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美国和德国,这类人才的平均薪酬是高校院所教授平均薪酬的两倍。上海技术转移学院近日启动的国际认证技术许可专家(CLP)培训班上,两位美国授课专家就是这个行业的一流人才,一位是美国和加拿大国际许可高级管理人协会主席罗伯特·海尔德,另一位是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肯伯莉·乔考斯基。
  在欧美很多高校,有一大批这类专业人才,他们的工作是为科研成果从披露到转移给企业提供“一条链”服务。根据校方规定,师生取得科研成果后,如果想转化,必须向学校技术转移机构披露。这个机构的专业人员收到一个成果披露后,会评估其专利性和商业价值,决定是否为这一成果申请专利。如果有必要申请,他们往往会要求科研人员做补充实验,以扩大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专利价值的核心是权利要求范围,范围越大,价值越高。”纵刚解释说,“而在我国大多数高校,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的专利质量管理,很多成果没有得到很好的专利保护,这就阻碍了它们的转化。”
  由于缺少专业性,国内高校的技术转移人员和科研人员还有一些认识误区,如申请专利后要求提前公开,以尽快获得授权。海尔德指出,美国的技术转移机构不会这么做,而是会充分利用从申请到公开的这段时间,寻找专利许可对象。“尽快获得授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授权后也能被无效掉。”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买家,美国机构可能会终止专利申请,这能节省经费。
  “三管齐下”能补短板
  除了加快培养专业人才,在纵刚和一些学员看来,我国的专利政策导向以及高校相关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改革。
  近年来,国内高校的专利年申请量排名前十的都达到上千件; 而欧美名校的专利年申请量大多为一二百件。难道是我国高校的创新能力远高于欧美名校?当然不是。主要原因之一,有关部门实行专利数量导向政策,例如职务发明人申请专利后,申请费主要由政府出,发明人还能获得奖金;财政科研项目验收时,科研团队申请的专利数越多越好。“我们有一种说法,专利数量上去后,专利质量也会上去。真的是这样吗?”参加培训的上海一所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说,“听了专家讲课后,我觉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数量一多,反而会影响质量。”
  为此,专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调整一些政策和管理办法,尽量挤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泡沫”;同时要加强高校院所的专利质量管理,并给予经费支持。2015年修订的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条提出:“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合理安排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的多元化。”然而这条规定尚未得到很好落实。
  去年底,上海市科委启动了首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示范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研究所等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入选。这些单位将在3年内持续得到后补贴资金支持,建立健全组织化、市场化、专业化机构,为上海乃至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树立“样板”。
  专家还建议,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进一步改革相关体制机制。对于整条技术转移链而言,国内高校大多采用“割裂管理”模式,相关职能分散在科技处、产业处等多个部门。欧美名校则大多通过一个技术转移许可机构进行“全链条管理”。这类机构拥有大量专业人员,专利数与管理人数之比通常为2—5︰1。而国内高校的专利数与管理人数之比通常为500—1500︰1。由此可见,需要在政策引导、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方面“三管齐下”,才能补长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服务这块短板。(转自:解放日报)